就好像你穷你有理似的，地位越高越应该吃亏的概念，差不多也是深入人心了。

杨锐并不想做一名高高在上的吉祥物，他是一名科学家，科学家同样有资格消费高价的茶叶，住豪宅，开豪车，当然，这样的愿望，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大约是很难实现的。

就算是三十年后，学者的平均薪水也很难达到3万美元的标准，5万美元的薪水，如果不是专门为了钱而改换门庭的话，也差不多是有名有姓的学者的高点了。

相比之下，普洱茶倒是能带给杨锐很多的安慰，如果每年付出百万元来单纯的用于茶叶的收入的话，这笔钱到20年后，大约能够换成数十亿元。

连续10年乃至于更久的话，总价值大约能换到一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市值，当然，这就得卖的稍微慢一些。

不过，即使是上千亿元人民币，甚至是几千亿元人民币，用来维持一间世界顶级的实验室倒是绰绰有余，想要新建一间还是很难的。

不说哈佛每年百亿美元的经费，就是清华一年40亿元的经费，手指缝稍微宽一点，多花个十倍都是容易的。

谁不想用更好的试剂和设备呀，无非是买不起罢了。

不过，要是再卖掉红木和瓷器，再凑一间实验室还是容易的。

那差不多也就是极限了。

贝尔实验室作为公司实验室的顶尖存在，依旧活的如此艰难，杨锐并不看好私人实验室的收支比，额外的投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长期存在的。

至于公共开支对科学的影响，往往是达不到没文化对智商的影响的。让一群不知道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人评判科学价值与科学方向，还不如拉个狼日了，再让活下来的丢硬币呢，至少人家用心练肌肉了。

重生的好处，大约就是更容易搂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诺贝尔奖的好处，大约就是搂一大笔钱，也不必担心被宰羊。

杨锐转手将几千亿的大生意丢给姜志军，又多叮嘱了一句：“有空再帮我买些翡翠原石，还有和田玉和和田玉的籽料，那个好存放。”

姜志军对杨锐的大肆花钱已经免疫，只当他是拿了诺贝尔奖以后的消费欲暴涨，仅仅是当多了一项工作似的，有气无力的问：“你想要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