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杨锐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成绩也是顶尖的，但他的年轻，实在是乍眼的不行。

要不是年龄的问题，他也用不着等补选了，正式评选的时候，就应该排名靠前的进入了。

然而，中国终究是一个论资排辈的社会，尤其是80年代，中央虽然高喊着干部年轻化，但现实中，干部年轻化是在干部老年化的背景下喊出来，而干部老年化的背景，又是在平反的背景下出现的，像是景存诚这样的干部，经过十年蹉跎，好不容易平反，自然要安排相应的岗位，有些政府部门，实在安排不下这么多老干部，就只好可劲的安排副职，以至于有些地方的副县长，副厅长能有二十人之多。

科研岗位也是一样的，僧多肉少的情况下，一个个委员都有超编的倾向，许多为国奉献，为党尽忠的学者，到退休了都安排不到好位置，杨锐以20岁的年纪进入如此重要的委员会，要不是有一个干部年轻化的帽子护着，早就被人顶翻了。

杨锐太需要一件分散火力，防御力顶尖的装备了。

《实验药理方法学》是他选定的法宝之一。

它也确实很能吸引火力。

因为相比《基因组学》这种超越了国内学术水平的著作，它的现实意义并不强，就像是搞宇宙学的，你弄明白了黑洞是怎么回事，也不会立即对现实造成影响。

但是，《实验药理方法学》就非常现实了。

正如蔡教授所言，杨锐的这本书是有可能让医学界的教授们重写教案的。

对于曾经和现在权威们来说，杨锐的出现，等于是利益冲突的出现。

只是不同于商界和政界，学术界的利益纠缠更隐蔽和绵长，利益冲突也更加的隐蔽和绵长。

……

蔡教授将消息传了出去，不用两天的功夫，就连景语兰都听说了。

景语兰在北师范做英语老师，按说北师范的生物学并不兴盛，但她向来注意生物界的动向，在学校里听说了老师们的议论，就到西苑小区来，问杨锐：“你是不是写了一本书，很有争议？”

“书我是写了一本，有没有争议就不知道了。”杨锐一边品尝着景语兰带回来的小吃，一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