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的依旧是英语，说完以后，却有痛快的感觉。

家庭的压力是巨大的，相比经济压力，政治压力给人的无力感更甚。以前的时候，景语兰从来不敢说这样话，惟恐给父母招来麻烦。但是，用英语聊天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她用了较难的句式，即使杨锐也听的半懂不懂，隔墙有耳亦不用担心。

事实亦是如此。隔墙的张博明听的都想把耳朵揪下来了，还是来不及理解正常语速的英语句式，他现在最后悔的，是当年没有跟母亲多学点英语。

杨锐听着景语兰的话，多少有些怜悯，问：“你弟弟多大了？”

“比我小6岁，20了。”

杨锐大感意外，笑着用英语道：“你暴露自己的年龄了。”

“没关系，我早就不准备嫁人了。”景语兰声音轻快。

杨锐哑然：“为什么？”

这么漂亮的美女不嫁人，杨锐觉得可惜，又觉得兴奋。

景语兰不急不缓，却是故意用越来越难的语法，说道：“早些年，母亲还想着等父亲平反了，回北京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结果运动结束这么久了，父亲的平反意见还没有出来，家里却是连路费都拿不出来了。我想好好的工作几年，存些钱，等父亲回家了，就留在家里，好好的孝顺父母……”

原本可以很清晰表述的内容，被景语兰一通定语从句谓语从句，以及定语从句的同位语从句等等，立刻混杂成了正常人听不懂的异国语言。

她显然是将杨锐当做了倾诉对象，却又不想真的告诉他详情。

杨锐只能约略的听懂几个特定用法，比如她的父亲尚未平反，母亲尚在奔波，至于景语兰究竟说了些什么，杨锐就完全不知了。

不过，听不懂具体内容也没关系。杨锐只要几个单词，也能猜到景语兰在说什么。与后世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运动过后的平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什么人平反，怎么样平反，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例如贺龙就是82年10月才彻底平反，到83年中组部统计的时候，一共落实平反政策的有300多万人，想想也知道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景语兰的遭遇是不幸的，却不是孤独的。

杨锐不禁有些怜悯，劝道：“情况总会好起来的。现在，你弟弟有了工作，你家里人就不用担心你们了。再过几年，无论你父亲的结论是好是坏，你们都有能力照顾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