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明白了：“盐、铁、酒、茶、香药，这胡豆或可成为朝廷第六大钱袋子。怪不得子容苏颂致仕了，仍这般上心。姚娘子，如今京师榷货务中管此事的，是王斿？”

姚欢点头：“正是王提举。”

“唔，曾布当年引他外甥来我处求教，我还记得他的独特心性。作学问未必能独善其身，做买卖却能兼济天下，不失为国之栋梁。”

姚欢飞速地咂摸苏轼这两句话，夸王斿是个能吏，只是表象，深层的意思乃在于，再次映证，苏轼与曾布的私交相当不错。

逗留筠州时，苏辙就与邵清、姚欢说起，曾布与苏轼的友谊，其实在与自己这个亲家之上。元丰年间，苏轼曾被新党诬陷差点命丧乌台，曾布也因查办市易司一案被新党视作叛徒排挤远放，这两人颇有“流落江湖，惟公知照”的惺惺相惜之情。曾布为父母建塔祭祀，还向苏轼请求撰写塔记，若交情不深，曾布断不会有此举。

只听那一头，苏轼又问王参军：“广南东路，可接到转运使司公，许可今岁的夏秋两税，允百姓都交粮米？”

王参军道：“尚未听说。”

姚欢有些纳闷地问：“百姓多交粮食，朝廷还会不要？”

苏轼苦笑道：“广府离汴京太远，漕运粮食损耗多，转运使司更愿意收钱，故而此前惠州丰收六万三千石，转运使下令将其中的两万石折成钱，充作两税。”

姚欢蹙眉：“种田者手里，哪来的现钱，都是要拿粮米去换钱。如果朝廷收税不要粮、只要钱，那广南东路各州，势必出现百姓贱卖粮食、换钱交税的情形，这样越是丰年，越会谷贱伤农。丰年所纳粮食，漕运就算来不及悉数运往北边做军粮，岭南的常平仓提举难道不出面收粮、纳入朝廷的仓平仓吗？所以，合乎常理的做法，难道不应该是，丰年允百姓纳米，歉年允百姓纳钱？怎能反过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