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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孝基站出来拱手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陛下自西北崛起,一路擒各路反王,立国安邦,风调雨顺,真龙自生,如今广施仁德,大华必将超越前几朝,创下八百年周,六百年汉的局面。”

罗昭云点点头,这些赞美之词,听一听就行了,如果完全当真,自我良好飘起来,可能就会出问题。

“如今各地都在推向新政、新法,许多偏远之地,民教未开,推行缓慢。另外,中源之地,接受北周和前朝的律、令、格、式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间要改变许多思想和规矩,效果同样势单力薄,诸位卿家觉得,治国与新律法推行,有哪些建议?”罗昭云询问法治、新政方面的问题。

已经推行了一年,但是各地的反馈,并没有很有效果。主要因为西北边陲之地,对儒家仁义礼智信,对法治的条规条令约束等,都觉得不适应,在陇西、北地、潼关、蓝田等不同区域,都效果甚微。

辛公义说道:“古人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法治。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此,臣提议,当注重君子德行培养,施之以礼,推行教化,久而久之,则天下大治不远矣!”

罗昭云闻言之后,心中暗笑,这是大儒常推崇的君子之道,意思是法治不可靠,规矩是死的,只有多用君子来实施和推行,法治和条令、新政等,才能有效展开,主张育人,培养儒家之道,作为根本。

这番话具体解释是,法不能自己发挥作用,依法类推也不能自发地推行,有了善于治国的人,法就能发挥效用,没有这样的人,法也就失去了作用。法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君子,则是实施法制的根本。

这时候,杜如晦站出来说道:“臣以为,法治和条规乃是根本,不能以人来转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君子之道,培养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即便隋朝有诸多经纶之士,但也无法满足各地所需。自古以来,律法与政令符合时代,能够被百姓接受,只要选拔官吏,不徇私,不枉法,推行下去,就能维持下去。商鞅变法能成功,就在于取信于民,对国有利,符合秦国的国情,才能称霸诸侯,最后统一六国。”

辛公义摇头道:“可是别忘记,秦国焚书坑儒,摒弃儒家之学,推行酷吏与暴政,才有二世而亡的惨痛国运,值得反思。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矣!”

杜如晦自然也不会放弃他的观点,继续反驳道:“辛尚书,此一时彼一时,我等亦是精读儒学之道,也研习其它经纶,光靠一种思维和观点,很难治理如此广袤土地和臣子,加上南北中原,边陲戎地,情况不同,所以,得需要诸多适合时宜的条令来稳固地方。”

罗昭云听闻,觉得辛公义和杜如晦说的都有道理,只不过,杜如晦代表年轻人的思维,比较贴近目前的形势,辛公义讲的是大道理,不算错,却不一定很适合当下的局势。

其实诸子百家的思想,各大儒的说法,很多地方都很有道理,甚至彼此冲突的理念,也各有道理。用的时候,要看环境、时期、场合等,不能教条,不能僵化使用,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了。

接下来,长孙炽、高孝基、萧瑀、温博彦等人,都支持辛公义的观点;而长孙无忌、褚遂良、魏征等人支持杜如晦的观点,形成了固守派与少壮派的交锋。

这无关党争,而是思想层面的理念不同,都是发自内心地理解,却形成了两股朝中群体。

罗昭云微微点头,他已经大致听明白了,两拨人说的都有一些道理,各汲取一些,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规章制度和推行办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所在。幸亏他的思想来自现代,多出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观念,对这些人的说法,成熟与否,能够辨析出来,如果化作其它君王,没有超脱这个时代,每次要做一个决定,听信哪一方,可真就有些困难了。

“诸位卿家观点,朕已经明了,皆有一定道理。古之圣贤曾说的好: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获得治国的人才,贤明志士,共谋大事,才能定国安邦,这也是诸位聚集在此的原因,天下人才尽入我大华七八成,所以大华才最有希望成就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