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都督不过几千人驻扎澳门，如何会使广州米价上涨，更何况都督这边都是打鱼自给，那大米才吃几个？这些刁民就是胡闹，明明是奸商囤积居奇才使得米价上涨，广州府不打击奸商，却诬陷都督，简直是无理取闹。”

俞咨皋义愤地说道。

话说往这边运大米的他可是也有份。

“广州奸商囤积居奇很严重吗？”

杨信说道。

“这些奸商什么做不出来，平常哪怕没有都督在，这广州城的粮价也是时常暴涨的。别说是百姓了，就是兄弟手下官兵都深受其害，毕竟军饷是不变的，粮价一涨他们就得挨饿，甚至还有饿极了不得不抢民间粮食的。都督是从辽东回来的，想来也知道这些，其实不只是辽东兄弟们挨饿，就是广东官兵也时常要挨饿的，罪魁祸首都是这些囤积居奇的奸商们。”

严一魁说道。

实际上广东官兵抢粮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都是普通士兵，抢的数量通常也不会太多，说白了就是吃不饱饭，在军官纵容下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明朝后期军饷折银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这的确简化了朝廷的运输负担，但却让士兵的温饱控制在奸商手中，而指望后者管什么大局就纯属扯淡了，他们只会想方设法从士兵手中榨干他们的最后一个铜钱，囤积居奇操纵粮价对他们来说是最基本操作。而士兵的不满很容易转移到朝廷头上，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军饷太低而不是粮食太贵，最终在江浙哪怕歉收之年也很难涨到一两的米，到了辽东就五两起步。

是粮食运输艰难吗？

那就纯属笑话了，一船一千石大米从浙江运到辽东，走黑水洋的台湾暖流航线只需要半个月而已，海运损失率也就百分几，这样还能涨超过五倍，最终全都被中间环节捞去。

广州也一样。

辽东的奸商能做的，这里的当然不会更有节操。

当然，这个奸商不只是商人，哪个粮商不是地方上真正的世家豪门？

“还有这种事情？”

杨都督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