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爷，这事您可不能不管，您可是咱大邑县公局的议员，连县太爷都得听您的话，您就去跟县太爷说说，让他下个命令，别让下江米到咱们四川来卖了！”

听大家说得热闹，刘宗英矜持地板着面孔，长长唉了一声：“你们以为王县令是皇帝老子啊，一声令下，下江的米就不来了？就算是下江的米不来，今年咱们四川的粮价也好不了多少。”

聚集在这里的小农们或许不知道四川粮价连年下跌的真正原因，不过身为大农场主的刘宗英是在清楚不过了。四川的粮价，其实是被四川地里面长的粮食给压下来的！实际上，只要去安仁镇外看看那连成一大片刚刚收割完的300多亩水浇地的情况就知道了。

那是安仁刘家几个兄弟的土地，原本有四分之三是租给二三十家佃户耕种的，现在全部收回，由刘宗英和他的三个兄弟共同经营。他们三兄弟还有几个半大孩子当然种不了300多亩水浇地了，自然是要雇工耕种了。而在雇工的同时，刘家兄弟还出资铲平田垄，挖掘灌渠，购买耕牛、农具、良种和肥料，还修了几架灌溉用的水车。好一番投资，足足花了刘宗英小两千银元，一开始他自己的钱还不够，又向大邑县的立信银行贷了笔款子。可是这样的投资，却是有丰厚回报的！虽然这300多亩水田上投入的劳动力，还不到原来的15％，但是每亩产量却和小农精耕细作的农田基本持平，而且随着大规模种植的方法渐渐被农业资本家们所掌握，大农场的每亩单产正在迅速追平甚至超过小农户！刘宗英就觉得自家田里面的亩产，很可能比邻近的小农还高了那么一些，而且还有提升的空间！

而在整个四川，不知道有多少个安仁镇，不知道有多少刘宗英这样的农业资本家，在整个大明汉地，大规模种植的方法正越来越普及，优势也在逐步显现。因而造成了整个汉地粮食产量出现了缓慢的增长——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朱济世的预料，不过想想也正常，种地这事儿不仅有力气就行，还得有脑子有资本，要是比力气，两个刘宗英也不如一个杨老白，但是比脑子比资本，一百个杨老白也抵不上一个刘宗英。

不过单是汉地农业的缓慢增长，还不至于造成粮价连年下跌。但是随着大农场的出现，大量破产失地的农民的被迫迁徙，造成汉地人口的不断流失！虽然没有多少数字显示过去几年到底有多少人口自汉地迁出，但是现在东北、婆罗洲、交州等地的人口总和已经突破了1200万，其中的大部分肯定是过去几年从汉地迁来的。如果再算上移民到南洋其他各国、澳洲和美洲的汉人，自光复元年至今，自汉地迁出的人口肯定已经超过了1500万，很可能达到了1800万。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和反清复明战争，也造成了汉地人口的损失。

此消彼长之下，本来紧绷的汉地粮食供应开始变得宽松起来。而自东北和交州流入的大批廉价粮食，则让汉地日渐宽松的粮食供应一下子陷入了小幅供过于求（当然是低水平的供过于求）。粮食价格连年下跌，虽然跌的不多，对刘宗英这样的大农场主基本没有影响，但是对那些租种土地或者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来说，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苦难。

一个满脸都是皱纹，抽着旱烟的老农叹了口气，“明明是多收了三五斗，这日子却愈发的不好过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就在这时，一个胖子穿了一身红袍子，脖子里面挂着个算盘，手里捧着本账簿，一边笑着，一边大摇大摆走来了，这人正是安仁镇的镇长张道升张老爷。

“今年丰收，张某人先给诸位乡亲到个喜，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张某人是替皇上办事情的，今年的秋税，麻烦大家及时缴清了，每家每户该交多少，张某已经算好了……”

这个张道升是大邑县城里的读书人，和刘宗贤同科中的秀才，因为分数比较高，所以就当了镇长。不过这个张镇长有点烂好人的性子，没有什么官威，镇里面得罪人的事情都是刘宗贤和一个名叫王威的治安官出面。现在刘宗贤还没有回来，他只好自己出来收秋税了。

刘宗英很爽快地回答道：“好的，一句话，刘家在安仁镇一共有应纳税农田320亩，其中下田180亩，中田80亩，上田60亩。另有新开垦坡地40亩，按例3年免税。光复7年应缴赋税银元208块，还有大邑县上的教育摊派12块，一共220块。对不？”

“对对，和本官计算的一样。”

“这是支票，您收好了。”刘宗贤取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支票，双手递给了张道升，好一个诚实纳税的好臣民，不过他们老刘家的320亩水浇地怎么会有中田、下田呢？那可都是最好的上田啊！原来四川实行宪政之时也查过一次田，基本上把那有势力的大户人家的田都查成了中田下田，把贫下中农的地都查成上田了！

当然，四川那些大户人家应纳的田赋还是比清朝时候要高，毕竟没有什么短价和注缓了，而且官府下了乡，也不需要通过所谓的士绅征收税赋，他们也失去了一个从中渔利的机会。但是对四川地主的既得利益，朱皇帝的反动朝廷还是予以了一定的照顾，并没有如东南八省和中原一样，已经开始实行统一的田赋税率。这也是反清复明“革命”在四川进行的不彻底所造成的。

“那你们这几位什么时候把税交上啊？”张道升一转脸，看着几个只有小块土地的贫下中农，满脸的堆笑还在，但是在一票老实巴交的农民看来，却是比老虎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