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

北平的学生与工人运动并未因恶势力的镇压而减少，相反，他们如飞蛾般执着于那盏灯火，眷恋光明。

惊雷后少不了倾盆大雨，大雨将街上洒了一地的宣传单打湿，纸张糊成了一团，软趴趴地倒在雨水里。地上的鲜血混合在雨水中，流进地下排水口。

运动失败，学生被捕，工人惨遭杀害。警察特务们大肆搜捕抗日份子，北平、上海多个联络站被毁。

上海，夜。

一个被追捕的男人，捂着血流不止的小腹，喘着粗气忍痛把怀中的信件匆匆塞进邮筒。他欣慰地钻进一旁的弄堂，拉响手雷，与追赶过来的特务们同归于尽。

数日后，一封信送到闻思齐手中。送信的邮递员操着正宗的北海道口音，把信递给他，擦擦汗道：“思齐君，家里又来信啊？”

闻思齐捏着信微笑着点点头，道了谢，转身关好门上楼。信纸一片雪白，他点燃蜡烛，将纸张小心地放在火上面来回烤，没过多久，一排排字整齐地呈现在面前。

信中内容不多，一则是让他速速回国，急需协助组织重建上海地下情报网

二则，进入汪伪76号，协助日军搜集情报、占领中国

闻思齐看着手中的信，思绪复杂。他既激动可以回国战斗，但又怕回祖国。国内动荡，遍地血雨腥风，他怕面对千疮百孔的祖国与流离失所的人民。

短暂的迟疑彷徨间，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他把信纸烧掉，看着信纸一点一点化为灰烬。

即使中华大地上满目疮痍，也是他的国家啊

是时候找藤井三郎谈谈了。他想着，拿起了电话。

假如我的信念随着我的心脏的跳动而动摇，那是可悲的。

董羽丰此刻脑子里一直浮出这句话，内心无比煎熬。

老李告诉他，这句话是席勒说的。

老李喜欢席勒的诗，他常教董羽丰认字，还送给他一本《席勒诗选》。

一双锃亮的皮鞋出现在董羽丰面前，来人的声音带着阴翳的冷，“还不说吗？”

“没呢处长，这家伙骨头硬得很！”

董羽丰像条死鱼一样被吊在刑架上，嘴角的血一直往下滴，血花在水泥地上溅开，险些溅到赵子岩皮鞋上。赵子岩厌恶地退后一步，掏出上衣兜里的帕子捂住口鼻，审讯室的腥臭味令人嫌弃又恶心。

两名警员把他架下来放到电椅上，有人开始卖力地摇着电椅手柄，电流穿过董羽丰全身，他痛苦地痉挛着。电椅旁的灯泡越来越亮，电流持续加强，审讯室的电灯渐明渐暗。

董羽丰脑子一片空白，他觉得自己生不如死。电流经过他的皮肤，像要把他的皮肉和骨头剥离一样，像是随时会丧命。

丧命？不，不能。

朦胧中，董羽丰看见了远在陕北的母亲，她站在村口，远远地叫他回家吃饭。那碗母亲熬的红薯粥，他好多年没有喝到了。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他就立志做一名不怕牺牲的战士，即使临近死亡也要不屈不挠。但现在，他觉得在陕北穷山沟里做一名庄稼汉也挺好的，他开始无比想念那碗滚烫的红薯粥。

遍体鳞伤的董羽丰身上的粗布衣像是在血水中浸泡过一样，血水顺着电椅往下淌，打在水泥地上。赵子岩捂着口鼻“啧啧”了两声，带着惋惜的眼神看了他最后一眼，抬脚就要出门去。

“我说”

赵子岩转过身来，眉头一拧，“什么？”

摇手柄的警员停了下来，电椅旁的灯泡不亮了，身旁的小警员立马拿起笔杆子，等着他做笔录。

“我可以告诉你们名单”

一双扎着白色绑腿的脚从审讯室门口悄然离去，步伐慌而不乱地朝办公楼走去，一路上脸上保持着镇定的微笑跟熟识的警员打招呼。进入办公室掩上门后，他拿起话筒急速地转动电话转轮。

与此同时，马里昂咖啡馆电话铃响起，服务生接了电话便冲店内询问道：“哪位是曾先生？”

一名身着长衫的男人从窗边站起，一边走过来一边和气地说：“是我的电话，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