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也不推辞，每日天不亮便到府衙，将历年的漕运账簿一一整理归类。他发现，宣州漕运的问题远不止“虚报损耗”——有的年份，运粮船明明走了“近道”，却按“远道”的里程报销运费；有的时候，同一批粮米，竟被重复登记“起运”和“实收”，制造“粮食盈余”的假象。为了厘清这些乱象，“影”独创了一套“双线核对法”：一条线按“时间”，记录粮船的“起运日、途经日、抵岸日”，确保行**实；另一条线按“数量”，记录“起运量、途中损耗量、实收量”，并要求每一步都有“监守官、船夫、卸粮官”三方签字，缺一不可。

这套方法推行不过半月，宣州漕运的账目便清晰了许多。王彦看在眼里，对“影”愈发信任，不仅让他参与“秋粮征收”的筹划，还允许他列席府衙的“议事会”——要知道，列席议事会的，多是从七品以上的官员，而“影”此时还只是个“无品阶的幕僚”。

可“影”并未因此自满。他知道，要真正在宣城立足，光靠算学和账目的本事还不够，还需在“民生实事”上拿出成绩。彼时宣州下辖的宁国县，正闹“蝗灾”，蝗虫啃食禾苗，百姓颗粒无收，纷纷逃往宣城城内避难。知府王彦急得团团转，召集官员商议对策，有人说“祭天祈福”，有人说“派兵捕蝗”，却都无切实可行的办法。

“影”在议事会上沉默了许久，待众人争论过后，才缓缓开口：“祭天无用，派兵捕蝗效率太低。晚辈倒有一法，可试之。”

王彦连忙道：“苏生但说无妨。”

“影”道：“蝗虫怕‘烟’和‘水’，可令百姓在田埂间挖‘浅沟’，沟中注水；再在田边堆‘干草’，待蝗虫聚集时，点燃干草，用浓烟将蝗虫驱入浅沟，使其溺水而亡。另外，蝗虫的幼虫‘蝻’，多藏在草根下，可组织百姓‘掘地三尺’，搜捕蝻虫，每捕一斤蝻虫，官府赏钱十文——如此，既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又能从根源上减少蝗虫数量。”

众人听了，都觉得此法可行。王彦当即下令，让宁国县按“影”的方法施行，同时让“影”前往宁国县，协助县令督导。“影”领命后，即刻动身，一路快马加鞭赶到宁国县。他没有直接去县衙，而是先到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挖浅沟、堆干草”的方法，又跟百姓讲解“捕蝻虫换赏钱”的政策。

起初，百姓们还有些犹豫——往年官府也让他们捕蝗，却从未给过赏钱，生怕这次又是“空头支票”。“影”便从县衙支取了五百贯钱，在田间设了“收虫点”，百姓捕到蝻虫，当场称重、当场给钱。有个老农捕了十斤蝻虫，拿到一百文钱，喜滋滋地说：“这比种地还划算！”消息传开，百姓们纷纷扛起锄头、拿着竹筐，涌到田里捕蝗。

短短十日，宁国县的蝗灾便得到了控制。待王彦派人来巡查时，田里的禾苗已重新抽出新芽，百姓们也陆续从宣城返回了家乡。王彦得知后，对“影”更是赞不绝口，在给朝廷的“政绩奏疏”中，特意提到了“幕僚苏生献策平蝗灾，功不可没”。

经此一事，“影”在宣城官员中的名声彻底传开。不仅王彦、李默对他信任有加，就连平日里不苟言笑的通判张九成，也时常找他探讨“税法改革”的问题。张九成是个务实的官员，一直觉得宣州的“茶税”征收不合理——茶农按“亩”缴税，不管收成好坏，都要缴固定的税，导致许多茶农因“欠税”而弃田逃亡。

“影”听了张九成的困惑，便跟着他去了宣州的茶乡——泾县。在泾县，“影”走访了数十户茶农，发现茶农的收成差异极大：有的茶农种的是“早茶”，三月便可采摘，亩产茶叶二十斤；有的种的是“晚茶”，五月才采摘，亩产茶叶不过十斤；还有的茶农因“茶园缺水”，亩产甚至不足五斤。若按“亩”缴税，早茶农缴得起，晚茶农和缺水的茶农便只能“逃税”。

“张通判，”“影”在泾县住了三日后，对张九成说，“茶税当按‘实际产量’征收，而非‘亩数’。可令茶农在采摘前，向县衙‘报备茶园面积、茶种’，县衙派‘勘茶官’实地勘验，估算‘预计产量’；待茶叶采摘后，茶农按‘实际卖出的茶叶数量’缴税，多退少补。同时，对‘缺水茶园’，可免半年税，鼓励茶农修水利。”

张九成觉得此法可行，便联合“影”一起，起草了《宣州茶税改革疏》，呈给知府王彦。王彦看后，当即批准在泾县试点。试点三个月后，泾县的茶税不仅没减少，反而比往年多了三成——因为之前逃税的茶农，都主动回来缴税了；而修水利的茶农，也因“免半年税”的政策，积极性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