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清晨六点半，星城市委办公楼灯光未灭。

加了一个通宵班的李一凡站在八楼阳台，身后桌面上摆着那份厚重的纸本建议稿，标题赫然印着：

《关于在重点城市设立“国家级政策试验区”的请示意见》

不是汇报工作，也不是请示，而是建议——一种直面顶层的制度建言。

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意见，而是一次地方主动“出牌”的姿态。

过去一年，星城市以科技试点、干部考评、招商机制三位一体，已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形成话题效应。但这些成果若不能转化为制度模型、纳入政策源头，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地方经验”的范畴，被上层权力所界定、所选择性采纳。

李一凡要打破这个天花板。

他要让星城市成为出卷人，不是被测评的对象，而是参与“命题”的那一个。

上午九点，市委常委会召开。

比起往常，这次会议少了汇报，少了套话，只有一项议题：

是否支持将“国家政策试验区建议稿”正式上报中央？

会议室沉默了整整两分钟。

赵斌第一个打破沉默：“书记，我支持。我们早该这样了。”

随后是产业基金指挥长林晓峰：“我们不能再指望谁替我们总结经验。我们得自己写、自己送、自己推动。”

但也有不同声音。

副市长唐德良皱眉：“中秧不会轻易采纳地方模式，尤其是来自一个地级市的。”

“我们贸然送上去，会不会……显得太激进？”

李一凡平静回答：“激进和怯懦，都是政治选择。但唯独等待——不产生结果。”

他扫视全场：

“他们不采纳，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不交上去，那是我们的责任。”

“这不是赌输赢，是我们该不该参与国家决策底层设计的问题。”

“我们要让上面看到——地方不只是执行者，地方也可以是推动者。”

最终，常委会一致通过。会议纪要明确写下：

“原则通过《国家级政策试验区建议》，即日提交。”

与此同时，星城市高新区政策智库中心。

赵维康正在向一组新大夏社驻地记者讲解试点政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