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开始，年俗活动就接踵而至，例如祭灶、办年货、除尘垢、贴春联、挂“福”字、做年菜、祭祖神、祈福贵、放鞭炮、驱邪祟、包饺子、团圆饭、压岁钱、拜新春、逛厂甸、吃元宵、观龙灯、猜灯谜、看花会……

这些不仅是刘家人以及燕京人的习俗，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逐渐积累的民风民俗的集中释放和展示。

华夏人一向以“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作为教育子孙后代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以及树立良好家风的原则。

为了监督一家人的日常行为，鼓励鞭策家人按礼教规矩行事，就出现了在厨房这个最容易产生家庭纠纷和口舌的是非之地供奉灶王爷的习俗。

用灶王爷来监管婆媳、妯娌以及全家人，让众人有敬畏之心。

这也形成了全民共识，那就是灶王爷要把每个人的表现都记在心中。

到腊月二十三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玉皇大帝将亲自到人间视察，根据每个人的表现给予奖惩，从心理上引导人们宽容行善。

所以每到腊月二十三的时候，长辈都会买糖瓜和其他供品，严肃地举行叩拜烧香仪式，恭送灶王爷上天。

这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是很可笑的，但这种教化民风的仪式，在千百年来的农耕社会有着积极向善的意义。

“二十四扫房子”，腊月二十四也叫“扫尘日”，这是在过年前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拆洗被褥衣服、清洗器皿家具、掸拂尘垢蛛网、疏通明渠暗沟……全民的卫生日，无疑是有利于全民健康的。

曾经政府提倡的“爱国卫生运动”，与此也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因为“尘”和“陈”同音，所以这项活动就有了“除旧迎新”的含义，寄予了人们把陈旧的运气、穷运、晦气统统赶出门的期望。

就像人们洗浴后要梳妆一样，扫净庭院后，自然就要装扮一下。

首先要贴春联、挂“福”字，用大红纸写“福”字贴在迎门的影壁或屋内的墙上、院子里的水缸上等等。

传说恶鬼怕火光，因为火光是红色的，所以红色就可以驱鬼。

“福”字象征着来年的五福临门：一福是长寿；二福是富贵，有钱有地位受人尊重；三福是康宁，身心健康安泰；四福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五福是子孙满堂，老有所依，也有人说是善终。

这五福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只不过在春节欢乐的日子里，体现得更集中。

后世的某支付平台的过年“集五福”活动就是由此而来的。

同时，过年还要买年画贴在屋里，年画的内容都有“福、禄、寿、喜”的寓意。

比如大胖小子抱一条金红色大鲤鱼，有“吉祥有余”之意；“喜鹊登梅”寓意喜讯到家；贴大红对联和挂五彩的挂钱，是为祈福纳祥、驱灾求安之意。

总之，节前的一切装饰准备，无不反映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从古至今不变的民俗，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如今这个全民奔小康的步伐中，红红火火过大年，是对逝去一年的回顾，是继续前行的加油站。

当过节的装饰布置和各种美食佳肴都准备停当后，三十晚上祭祖的时刻就到了。

平日收藏起来的先祖画像、列祖列宗的木质牌位都被供奉在案上，供品丰盛，红烛闪闪，香炉里燃烧的高香，烟影缭绕，缓缓飘散。

刘家按辈分，顺序下跪磕头，气氛庄严肃穆。

像虚岁才三岁的刘琨这样的小孩子也按照大人指点，像模像样的叩头不止。

直到大人拉起来才松口气，他幼小的心灵也逐渐埋下了敬祖追远、孝先启后的种子。

其实在刘家庄最热闹的节日不是春节，而是元宵节。

得到正月十五闹元宵之后，刘家庄这里才算真正过完年。

既然是闹元宵，就跟别的节日不同，除了吃，还必须可劲儿折腾，有点狂欢节的感觉。

过去那会儿，从农历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刘家庄地区的老百姓要整整娱乐五昼夜。

这五天五夜玩什么，主要是：吃元宵、闹花灯、猜灯谜、耍龙灯、舞狮、摸门钉儿、走百病。

说起，这过元宵，刘竟斋又跟钟小伟、刘琨这一代讲起了他小时候的“元宵”节故事。

如今提到元宵节，您肯定先想到吃元宵。

可老一辈燕京人竟然有一段时间不敢管元宵叫元宵，只能叫汤团。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民果初年，袁大头篡夺了辛亥的果实当上大总统。

袁大头觉得“元宵”两个字不对劲儿，这元宵谐音不就是“袁消”吗？

于是他勒令燕京城的老百姓不准再称“元宵”，并把元宵的名字改成江南地区流行的汤圆。

后来老袁自己个儿可能觉得也不好，汤圆的“园”，还是和的“袁”谐音，煮汤圆不就是要开水煮吗?

就又下令改称“汤团”，所有出售元宵的店铺不能在门前广告写“元宵”二字，都要改写成“汤团”。

据传，正月十五那天，袁大头回家后，一个最受他宠爱的姨太太端来碗元宵，说：“您吃碗元宵吧。”

袁大头一听，气得当时就给了那姨太太两个大嘴巴子。

当年改元宵名之事，还有人还曾就作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袁大头：“诗吟圆子溯前朝，蒸化煮时水上漂;洪宪当年使禁令，沿街不许喊元宵。”

民间还流传着一首歌谣：“大总统，真圣贤，正月十五最难眠；‘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明年元宵后，谁再叫汤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