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战场岌岌可危，我却在这里做着让我厌烦的事情，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提着枪去做一个战士该做的事情！？

没有和奥古商量，我冷静的递交了请战书，几乎是当天，调令和嘉奖就发了下来，我摆在桌子上，轮休回来的奥古看到了。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看到我的调令时的表情，他空洞的看着桌上的纸，眼神那么的复杂，复杂到好像什么都没有，我躲在房间中，从门缝中看到，他慢慢的坐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就好像知道我要去法国时，在厨房里默默哭泣的妈妈。

我忽然就有一种酸涩的感觉涌上来。

在这场战争中，他只是一个身先士卒的军官，虽然是少校但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而我，切实的权利掌握在手中，得力的手下无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些法国所谓的贵族和官员，见我也要卑躬屈膝，秦恬的很多事情，他还要拜托我做才行。

可是我却总觉得，事实上是他照顾着我，他阻止我在当初留在波兰，怂恿我到法国，然后阻止我射杀那个清真寺的老头，阻止我做很多事情，让我避免了战争，又享受到为帝国效力的快感，他理解我，又保护了我。

或许他已经对我绝望，觉得再也拦不住我对犹太事业的热衷，而我也没脸告诉他，我厌倦了那些。

我开始向往他的生活，只要扛起枪，往前冲，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家人，不用纠结什么，不用痛苦什么，或许更美好的，我还能拥有一些值得思念的美好的东西，那些更单纯更简单的东西。

我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

“海因茨，你在吗？”他走过来推门，我立刻转身做出整理的样子。

“我在，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