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雇主一边声嘶力竭地咳嗽，一边看着我打扫，什么话也没说。

当我忙到天黑，打开一盏昏暗的车灯，再次询问她是否要饮水进食时，她环顾着变干净的汽车房子，高兴地说，‘好像妈妈回来了一样，家里又变干净了。’

听到这句话我依然没什么感觉，我只是个量产型家政仿生人，缺乏人类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我把这句话翻译成机器能够理解的意思，雇主需要我做一个‘妈妈’该做的事。

我想了想，走出家门，用救济院的福利券领了些水和食物，尽量把它们做得像‘妈妈’做的菜。

我跪坐在小姑娘身旁，一勺接一勺地喂她吃饭，提醒她不要挑食。我的程序告诉我，妈妈总是让孩子不要挑食，但其实那个小姑娘一点也不挑食，不管我做什么，她都笑眯眯地吃下去，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每天做饭，打扫卫生，用垃圾场里捡回来的轮椅推着她出门，在她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轻轻拍打她的后背。

她被我养胖了些，但还是很瘦，骨头凸起的手感通过灵敏的传感器传递到我的能源核心。

我的心不会痛，我只是本能地思考如何维持雇主的生命，让我的这段工作延续得更久一些。

当你习惯雇主对你微笑时，你就不太想换一个态度不好的雇主。

但我没有任何办法，救济院只提供最基本的餐饮券，任何公司、店铺、工厂都不会雇佣一个没有公民ID的仿生人，没有钱就买不到药，没有药，就只能看着雇主一天天衰弱下去。

她很快就死了。

她的尸体被治安局派人拖走，她僵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也被接回了救济院，再也看不到任何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