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锁国令，对荷兰人的贸易生态有极大的影响，因他们是依赖明政府的禁倭政策，得以用强大的航运能力谋取中日贸易的差价来赚取高额的利润。但郑芝龙却利用他垄断整个大明海域的特殊优势地位，以及较近的地理位置，迅速挤占荷兰人的贸易份额。

三年前，郑芝龙更是出兵袭取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台湾岛上的两个据点，使得荷兰人在大明附近失去了贸易中转的立足点。

而且，郑芝龙对整个贸易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对内地的战乱，他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因内乱影响丝织品的供应则作了有效的安排。在1640年，他从广东及澳门裹挟织布工人150多户至安海街外，就地生产，以提供充足的丝织品货源。

因为日本锁国令，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击是非常严重的，曾经兴盛的对日贸易就此没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批优秀的织工人和商人被郑芝龙迁移至泉州。当然，郑芝龙对他们也是有所补偿，允许葡萄牙人租用郑家船只和人员，可以打着郑芝龙的名义，前往日本进行零星的贸易活动。

虽然在三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和解，并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双方对日本市场进行了简单的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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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强势的郑芝龙却从未认真遵守这个贸易协定，加之要开发台湾和吕宋，需要大量的银钱，因而，郑芝龙开始疯狂往日本进行货物倾销，准备垄断整个日本贸易份额。在两年前，荷兰人就指责郑芝龙的不合理贸易行为，即把契约所定的每年以船只向日本输送的商品由4-5万勒阿尔，增加为10万勒阿尔，大大挤压了荷兰人的贸易份额。同时，荷兰人还不断抱怨郑芝龙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丝货。

郑却推说：“大明各省有内乱，盗贼妨害蚕丝市场。”

1643年，郑芝龙就有122艘戎克船载运大量商品到日本发售，引致大明商品货价下跌，商人们损失惨重。荷兰人驻日本商务代表悲观的说：预想日本贸易现况不佳，势将归于全灭。

近两年，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不少官员数次声言，“明国人运往日本的货物如此之多，以致于公司在那里无立足之地，因此现在决定，派船截击返回中国的帆船，明年将计划截前往日本的帆船，无论日本人同意与否。

荷兰人面对贸易竞争者，竟然开始考虑用武力来解决，可见其日本市场的惨淡窘境。驻长崎的荷兰代表曾数次向日本官员试探，若将与日本通商的中国人之帆船“扣留，作正当捕获物时，日本将作何想法”日本人回应，如在日本领域外进行，日本不会干涉，“但将受到海盗之恶评。”